有媒体报道，一女子因抢夺公交车方向盘，被取消在上海的落户资格，并被判刑三年六个月。近期，女子提起上诉，理由为量刑过重。但是，法院方面宣判，驳回女子的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，媒体报道后，舆论上一片“叫好”。
坦白讲，“抢方向盘”触发的惨剧，已经有过先例。虽然，上述案件中，并没有产生重大伤亡。但是，行为本身已经足够可恶，起码在一定程度上，“示范效应”比较负面。众所周知，公交车属于较为常见的城市交通工具。并且，目前来看，都是司机把控停靠时机，所以，难免会出现疏漏。
一般来讲，乘客和司机发生冲突，多半也是因为停靠问题催生的。只是，但凡有公共意识的人，是不会因为司机停靠失误，而和司机发生冲突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公交车司不只是驾驶的职能，还存在安全的职能，就是保证所运载的乘客，安全地到达目的地。
于此，但凡有碍司机正常驾驶的行为，都是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。并且，我们要知道，因公交车载客数，容易酿成大祸。所以，在关乎“抢方向盘”的事情上，无论是法理层面的“惩治”，还是舆论层面的“声讨”，都会显得声势浩大。毕竟，关乎性命的事情，不能马虎。
只是，在类似的事情上，到底该不该严惩，好像一直以来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。并且，很多事情儿，只是随着恶果的升级，才被人们重视起来。不过，对于行为本身来讲，舆论上却早有尺度。甚至，对于“抢方向盘”的人来讲，很大程度上，并不是不懂法，而是，并没有形成“公域的意识”。
也就是作为一个体，在公共空间中活动，并没有形成遵守秩序的习惯。说到底，坐过站，有司机的问题，也有乘客的问题。但是，对于相互理解的考量，应该是乘客理解司机。毕竟，从映射角度看，司机属于“一对多”，而乘客属于“多对一”。这种情况下，再去看待“抢方向盘”的行为，大概就更能理解舆论的愤怒。
如果就“既定的危害事实”讲，可能上述案件的量刑，会看起来重一些。但是，对于公共事件，所谓的惩治应该从两个层面去看，一方面是既定事实的惩治，一方面是威慑性的警示。尤其，对于一些素质低下，公共意识浅薄的人来讲，这算是一种积极的教训。
因为，我们很清楚，如果在城市道路上，公交车失控带来的后果，近乎是不堪设想的。所以，对于类似“抢方向盘”的行为，一定不能轻饶，要不然很容易触发示范效应，成为新型的“马路杀器”。至于，“取消落户”，这其实算是较为有趣的一种判决。
本质上讲，就是要将“抢方向盘”的女子“弄疼”。从某种层面上而言，如果对于户籍需求不强的人来讲，这种判决就显得无关痛痒。但是，从事实上出发，“抢方向盘”的女子正好有落户需求，这种时候，作为城市秩序的考量，完全可以拒绝她，起码就眼下的行为素质来看，没毛病。
“重刑治恶”中有一个悖论，我们到底是救赎未来，还是为惩治当下。如果，为救赎未来，那么惩治本身就显得有些多余。但是，我们要明白一点，人类所处的文明阶段，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性的自我管理阶段，就是很多人的行为，必须靠约束才能看起来正常。
并且，有太多人的行为，是靠打击他(她)人犯罪的过程才能震慑住，而这些人有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并不会主动的反思行为本身。所以，很多时候，“惩治力度”关乎犯罪者，也关乎旁观者。无论是太重或太轻，都会触广泛热议。
但是，总体上来看，如果犯罪行为道德上也完全失势，那么舆论就会渴望判得越重越好。尤其，涉及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，人们的呼声基本上离不开“重刑治恶”。所以，当“抢方向盘被取消落户”的判决出来后，舆论上基本上是一片叫好。
当然，谈到判刑的轻重，有关“死刑”和“终生监禁”的讨论，历来都是众说纷纭，到底哪一种惩治比较重，其实真还不好说。本质上讲，不同的人对于这两种惩罚的感受也会不同。热衷个体自由的人，可能在面对终身监禁时，比面对死刑更痛苦。理解这样的不同，大概只能从自杀行为中，获得某种解构的支撑。
但是，对于惩罚的社会来讲，以及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存在。普遍的共识是，“死刑”是一种终极的治恶方式。这一点，在道德的诉求上比较强烈。就比如，在一起血案中，死者家属总是渴望凶手被判死刑，才能让死者安息九泉。只是，我们都知道，这是生者的诉求，死者可能根本不知道。
于此，惩罚本身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就事论事，尤其在道德上，基本上是难以厘清的。甚至，我们知道，一场公共事件的裁决，往往关乎治理层面的尺度。因为，我们除却要打击一个低素质的乘客之外，更渴望这种打击变成一种长效的约束力。